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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EMO了吗？
疫情期间，经常听到年轻人在社会平台上这么发问。EMO是一个网络流行语；原本是一种情绪化的音乐风格，但到了互联网世界里，被网友们衍生出“丧”“忧郁”“伤感”等多重含义。
学业停滞，就业竞争压力增强，未来不确定性更大……正处于人生探索阶段的年轻人，对未来的规划和原本生活的秩序也都被这突然的危机打乱，焦虑感和无措感自然加重。
针对于此社会现状，有什么安心良策呢？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与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成庆老师作了交谈。
疫情给了年轻人参与社会的机会
问：您觉得这一波疫情对年轻人，尤其是经历了较长封控的年轻大学生造成了什么影响？
成庆：疫情肯定给大学生造成了负面影响，尤其是长期处于封闭空间下，情绪上多多少少出现了问题…. 这两天我也在社团中和学生们进行一些关于疫情影响的讨论。
其中可能有一些角度，是我们不大能预料到的，比如有的学生会觉得疫情给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去读想看的书，听想听的音乐。这个过程中，他们获得了自由学习生活的感觉。疫情还让他们有机会参与社区的服务与交流，感觉到社区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了。
疫情的危机其实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比如学生们开始意识到该如何与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相处。他们过去都是个人化的自处方式，用流行的说法，多少有点“社交恐惧症”，不愿意与人打交道。疫情的长期封锁，则“强迫”他们有了另外的集体生活，获得了新的集体合作经验，类似像学校里同学们自发组织的“个人物品交换活动” ，就建立了新的社交联系，形成了他们过去不大会有的新的关系模式。虽然这种关系模式是短暂和特殊的，但多少会让人意识到集体生活的积极作用。
再举个例子，近期许多上海的大学生都开始陆续返乡，为此，他们也成立了很多返乡互助群，互相分享乃至互相帮助。从人生的成长经历来看，或许多年之后他们会怀念这段同舟共济的经历。而这些，都将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阅历。
另外我注意到的一点是，过去和这些年轻的大学生谈到宏大的社会问题或社会政策时，他们往往不会回应，甚至也不会主动去思考，认为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但这次的疫情却把他们强行卷入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里来，这无疑是一次非常有效的“社会化”过程。
所以我的看法是，任何一场危机，留下的绝对不仅仅是伤感和悲痛，还会留下一些其它层面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反思，去展望未来到底该如何改善，这样的社会才会有动力和活力。我个人其实期待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这次的疫情对这些年轻人来讲的确是一次身心的大危机，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认识自己以及社会的契机。
问：您认为让年轻人“参与集体性的活动”，是不是让他们缓解焦虑的一剂良药？
成庆：人作为社会生物，当面临困难时，可能除了物质层面的基本需要，而更需要一种集体性的认同，这是需要他在这场危机中自己去寻找的。
在马斯洛的需求原理中，撇去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其他还有我们所说的认同的需求，被爱的需求及自己社会实现的需求等等。
对今天的普通中国人而言，最基础的认同理应来源于家庭。但在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今天家庭单位的规模远不比以前，另外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家庭的稳定性也变得脆弱。所以很多年轻人虽然也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其实缺乏群体的认同满足。而这样的认同感，在职场上也很难获得，因为中国的企业模式并不足以提供这样的认同需求。
所以鼓励参加公共性的社会活动，其实就可以把我们的日常认同“在地化”。不仅仅是跟好朋友去喝个下午茶、逛街这样的日常行为，可能更需要的是参与某些带有公共性的集体活动，比如做慈善活动的志愿者，去户外旅行，去共同参与一项体育活动等，其中的意义感就会填补心理需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进行社会服务所感受到的回馈满足感，是非常饱满的，也有重要的公共价值。
如果年轻人在这场疫情之后，有意识地看到这些需求，并自发地慢慢搭建起不同的公共平台，让更多人感受到更丰富的生命内在，自己也许也能拥有更多元的认同满足。
学会自己挣脱社会的“牢笼”
问： 眼下，社会秩序恢复在即，从“长期处于封闭空间”到“即将重新面对现实社会”，对于有期许的年轻人，在心理上会有落差感，在这一时刻您会有什么建议给到学生呢？年轻人该如何做疫情后的能量修补呢？
成庆：我在疫情之初，曾给华东师大的同学们作过一次讲座，当时主要谈的“安心之道”，强调处于危机的环境里，我们暂时让自己不要被负面的情绪压倒。佛学中有一个观念，那就是人其实是“非主宰性”的。意思大概是指，任何事态的发展是无法凭借我们一己之力去主宰或影响的，而是有多元的因素与条件共同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能意识到“非主宰性”无时无刻的存在，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缓和自身当无法改变环境时所产生的“焦虑情绪”。
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又可能要逐渐从“安心之道”走向“安身之道”，比如“怎么重新理解你跟周围的人、单位、社区、社会甚至国家的关系”，这都是属于“安身”层面的。最基础的层面，就是要“让自己活下来”。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安身”的意义大概在于毕业了之后就业的问题，找一个让你可以生活下去的职业。
问：说起“安身”，目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内卷”现象普遍，社会环境整体对年轻人造成了很大的压迫感。您作为导师是否有关注到这些现象？
成庆：你说的这个压力是普遍存在的。
今年就业情况特殊，人才交流会举办机会少，还有就业市场萎缩，再加上互联网裁员，年轻人也在想“怎么办” 。在社会主流环境的逼迫下，好像只有“考公”、 “考研”甚至“考教资”的选择了。这个“求稳”的趋势在这几年很明显。很多毕业生也不再留在大都市打拼，可能毕业了就直接回到家乡，这是他们在社会环境的逼迫下作出的集体性选择。
当社会发展红利消逝时，这些年轻人能不能从中找到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目前看来，虽然有学生也在思索如何让自己的适应能力更强，但大部分人似乎还是想迫切地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但稳定并不代表不焦虑，或许意味着内心更为焦虑。年轻人最大的焦虑，就是已经不敢拥抱不确定性，内心纠结，缺乏面对失败的勇气。
而未来的社会，最需要的可能反而是愿意不断尝试和学习的人，但现在的大学却往往很难培养出具备这种认知理念的人才，充满了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大家都瞄着奖学金和各种证书，评价标准偏向于那些遵守单一规则的人。
问：您在讲座中也讲到您这一代人生活经历的维度更丰富些，比如体验过相对贫困的农村生活，体验过职业经历的各种挫折，但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生下来就衣食无忧，他们能通过什么样的机会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的实践性”或“生命的价值体验”呢？
成庆：不是年轻人的内心不丰富、不热情，而是每一代的“风口”不同。
举个例子，如前些年的互联网风潮，可能塑造了一代互联网的英雄。但这一代年轻人却还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领域。
疫情带来的启示可能是，年轻一代的生命热情，未来能不能转向例如刚才谈到的“社会服务”上呢？
在你的工作、娱乐消遣之外，我们还有自己的“业余时间”，我们或许可以思考，除了职业人、娱乐人、家庭人的角色之外，我们又要如何为这个社会服务？就像这次疫情当中，许多年轻人在社区的公共服务中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这种能量如何在未来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展现出来，或许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
至于你说的“生命体验”，我觉得首先年轻人要有意识做社会的先驱者和开创者。社会没有的，就要靠自己去创造这些平台。这些其实是这一代人在生命实践的道路上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