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自生：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才是历史的底色

　　“我大学是学历史档案的，出校门后却一路干了新闻。我的学生小丁，先当央视记者，后又跟我攻读新闻，没想到他出校门十多年后却捧了一本历史书稿来向我求序。看来历史真是一座绕不开的山，一面躲不开的镜子。”著名学者梁衡以此为开头写了一篇序。他作序的书为《盛唐密码》，作者是他口中的“学生小丁”——丁自生。

　　丁自生曾任职于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现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工作之余，最喜研读《资治通鉴》，汲取智慧、提升境界，于是就有了这本以《资治通鉴》开头的“写唐朝的事情”的书。

　　有唐一代，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玄宗李隆基，各领风骚数十年，他们都曾让一个时代起飞，让历史拐弯，以特殊的方式接力创造了大唐盛世。他们非同一般的人生历程中遇到的极限挑战是面对既有的成见和不同的意见，做出大胆的预见。他们如何在千万人的成见、意见中突围，各显身手？他们怎么说，怎么做，怎样受到周边意见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决策，如何形成，如何发展？他们以什么方式应对别人的成见，表达自己的意见，做出超前的预见？这些都是古往今来决策与治理绕不开的难题。

　　《盛唐密码》是一部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魏徵、长孙无忌、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张九龄、李林甫等历史人物为线索串联起的大唐王朝盛世启示录，用详尽的史料精彩解读了这些历史人物在历史的意见、成见、预见中如何左右王朝的重大决策、影响时代的走向，视角独特，以信息决策与政治的互动为切入点，读懂大唐盛世运行背后的深层逻辑，破译中国历史兴衰之变的人性密码。

　　新作出版之际，丁自生接受采访，他说：“一个历史阶段能够冠以‘盛’字，绝不会是没有缘故的，说明盛唐一定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特质自然体现在当时的大人物、大事件之上，同时也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它吸引我在这个时代流连忘返。”

　　盛唐独特的气质吸引我在这个时代流连忘返

　　山西晚报：为什么最喜欢研读《资治通鉴》？

　　丁自生：《资治通鉴》中一些大家熟悉的历史事件，以编年的形式如水般流淌，每每读到精彩处，心潮澎湃意难平，感觉不只是在读一本极具价值的治国理政思想的大部头历史书，而是一张张生动的脸孔，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资治通鉴》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建构、传承和发展的影响力，难以形容，只能说我目之所及，无处不在。对于《资治通鉴》，我还谈不上是熟读，算是个“好读分子”。

　　山西晚报：喜读《资治通鉴》，为什么花大笔墨来解读盛唐这一段历史？

　　丁自生：我们的文化注重理解、觉悟，有解读的传统，比如各种注、疏、解、说，浩如烟海，都是思考和实践的结合，是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读“通鉴”我是从《纲鉴易知录》开始的，多年下来，在唐朝部分积累了有三十多万字的解读，这次便整理了一部分出版。

　　为什么从盛唐开始？也许和唐诗有关。唐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可以解释我为什么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盛唐。京剧行当有句话叫做“唐三千，宋八百，说不尽是三列国”，说明盛唐的故事多，自然容易把人吸引到里头。当然，我们说盛世气象，一个历史阶段能够冠以“盛”字，绝不会是没有缘故的，说明盛唐一定有一种独特的气质，这种特质自然体现在当时的大人物、大事件之上，同时也体现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一个有诗歌和故事的年代，背后的支撑是什么？正是这种独特的气质。它吸引我在这个时代流连忘返。

　　当前，国家层面提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其实，如果你能到这盛唐时代的历史宫殿中走一走、看一看，就能特别具象地理解这个战略思路，就能把很多宏大的历史进程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

　　山西晚报：您这本书的视角非常独特，很少有人从“历史深处的成见、意见和预见”去思考历史。

　　丁自生：历史记录一般强调两条轴线，即时间（日期）和空间（人物+事件）。我们历史著作中最有名的两部大部头，《资治通鉴》以时间为轴，记录时间线上的人和事，称为编年体；《史记》以人物为轴，标志性人物串联一个个事件形成一条线，每个人的一生或某个阶段发生的事，成为历史这个大轴线上的横切面，称为纪传体。但有没有第三条或者第四条线？当然有，比如思想的碰撞、语言的交锋、文化的交流，这些线索往往藏在时间和事件的背后，也就是我们说的历史深处。是不是时间和空间交汇碰撞产生的第三条虚线更加精彩，更加直接地呈现历史？比如某个时间段，某些人说了什么、干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干？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才是历史的底色。

　　这些时空交汇点上的人和事，怎么用语言去影响别人达成目的，怎么受到外界的影响，怎么战胜心里的恐惧，怎么把握大众的心理，怎样面对真实的谎言？大众传播学发展起来后，学者施拉姆提出一个传播学公式：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对谁，产生了什么效果。从这个传播学公式的角度来看一段时空交汇中的人和事，会不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会不会横看成岭侧成峰，会不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会不会看见历史中的自己。我想说，一切皆有可能。

　　山西晚报：从这个新的切口看历史能带给我们哪些新的思考？

　　丁自生：培根说人们之所以常犯错误的原因一是囿于习惯，二是囿于偏见，还包括对有限知识的自负。所以说，本来就充满主观气息的成见很容易化身为我们常常需要面对的偏见。意见是成见的表达，背后是立场与价值观。意见之意，实为不同，怎么面对和处理不同意见，克服“好同而恶异”是关键。预见来源于成见，生长于意见，是对未来的推理，是对事物发展方向的判断，是对规律的把握。书中的主人公如何在千万人的成见、意见中突围，各显身手，有的办法让人叹为观止，有的手段让人不寒而栗，跨越这道沟壑，难度并不亚于突破千军万马。他们怎么说、怎么做，怎样受到周边意见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决策，如何形成，如何发展？他们以什么方式应对别人的成见，表达自己的意见，作出超前的预见，成就着一个大写或小写的他或她。

　　唐朝的优秀“谏官”敢说、会说、能说

　　山西晚报：盛唐的确涌现出众多优秀的“谏官”，如魏徵、王珪、褚遂良、宋璟、张九龄等。

　　丁自生：第一次见我的博士导师梁衡先生时，他突然问起我有没有读过陈望道的《修辞学》，这个问题让我后背冒了些汗。后来的工作学习中，不断体会到老师当时强调修辞学的良苦用心。盛唐这些“谏官”虽然都以“谏争”著称，但深入到他们的交流“现场”，你会发现他们都只是说话的高手，并不是吵架的高手，有的人甚至还不太爱说话，比如宋璟和张九龄。他们这些人的表达修辞学，可以概括为敢说、会说、能说。

　　敢说，在大场合大事件中，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敢说而不多说，多一句不如少一句，所以一句当得一句。敢说无需声音大，而是思路要清晰，针对性要强。鸦雀无声之际，如果你能把控引导大场面的走向、大人物或者大家的目光，不管你说什么，都已经成功了。

　　会说，当不当说，该不该说，可不可说，尽在把握中，这是会说的标准。时机比雄辩厉害，会说话是该说话时条分缕析，不该说话时满肚子的话也能闭嘴；不会说话，就是好话说早了，坏话说迟了，正话说反了，反话说偏了，处处偏一点，时时差一点，总是多一点，没事冒一点。

　　能说，就是会讲故事，不说干话、空话、套话，做到掌握情况，熟悉工作，有思考有研究，才可称为能说。能说的人，都是有准备的人，说话没有针对性，再滔滔不绝也没意义；话要打动人，才能达成目的，不知所云，则说什么都是错；话不投机半句多，能说的人，都是话能投机的人，需要切中关键，说到人心里。如果一句话能说到点子上，是聪明；如果一句话能说到别人心里面，是高明；如果一句话能说到大家的心里面，还让人感觉不到，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如果你翻开书，会发现上述这些大臣们不但学富五车，还都是说话高手，时而侃侃而谈妙语连珠，时而木讷凝重谨言慎语。会提意见，善于说服，敢于坚持，当然是他们成功的重要能力。

　　山西晚报：大臣们敢说、会说、能说，面对不同的意见，皇帝们如何在千万人的成见、意见中突围？

　　丁自生：来说说李世民吧。他当了皇帝二十三年，只用了贞观一个年号，足以说明他对正道的重视和追求。他在人心的争夺中展现了宏大的政治气魄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他一定在各种质疑和非难背后，看到了大众渴求安定和发展的目光。治国初期，百废待兴，李世民满脑子里都是怎么掌握情况，解决问题。他意识到，了解真实情况，听到不同意见，对自己的决策有多重要。以民为本，才有贞观之治。

　　没有人愿意总是被人怼，何况是皇帝。可李世民愿意，我想并不是他天生如此，只是他必须这么做。他甚至把李建成曾经的嫡系幕僚魏徵，变成了最能给自己提意见的人。我们熟知的纳谏成为李世民最重要最有成效的工作方法，虽然他曾经多次发牢骚，恨不得要杀了魏徵这个“田舍翁”。李世民还致力于用温和的改革削弱门阀，科举取士，修《氏族志》，压抑正在衰退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有力推动了一定层面阶层流动。

　　打天下重出奇，坐天下则要在守正。治理一个国家，要面对多少政策热点和法理矛盾，自不待言。李世民对创业难和守正难，有过深入思考、热烈讨论和精辟论述。关于各种政策热点该如何处置和应对，他往往高屋建瓴，拨云见日，令人茅塞顿开，充分体现了守正的理念。示之以正，允厥执中，一直处在一个进取状态，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我想是李世民和这个世界求同存异的高超境界。

　　山西晚报：那武则天呢？她是如何构筑起独特的话语体系的？

　　丁自生：今天的网络传播时代，和一千年前的人际传播时代有很多类似的传播特点，大众传播的话语权一定程度稀释，非同寻常才能吸引眼球，制造流量，个性化的传播特征凸显。流言、谣言、蜚语、谶语，在传播的蓝海中兴风作浪，不管是恶意中伤还是神秘预测，武则天作为一个事件人物，一出场就自带传播能量。她如何应对成见，整合意见，大胆预见，确实是一个传播学该好好研究的课题。

　　她善于营造氛围。面对强大的传统观念，她的对手看不见摸不着，却在大家的心里，所以她才那么极端那么艰难。有时候的局面似乎凝固了般搅不动裂不开，怎么也达不到质变的临界点，她就横生事端，制造舆情；有时候的局面却是一锅汽油，一点就着，一发不可收拾，她就霸王硬上弓，粗暴到不讲武德。她在帘子后面杀伐决断的能力，如山大王般来自评书和说唱里的故事，毫无章法，见招拆招，显示出极高的天赋。生活在那个人际传播时代，她居然懂得利用神秘主义造谣生事，为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参政造势。见到骆宾王《讨武曌檄》，她居然能叹气：“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

　　武氏蜕变的每一步，都在演绎舆论斗争的升级版本。在所有记载中，这个风一般的女子时而如旋风起波澜，时而如狂风扫林木。这个漩涡中每一个人的表态精彩至极，一众名角，参演这场大戏，生旦净末丑，各得其位。在这重重矛盾之中，她居然在最后找到了无字碑的方式，向这个她争斗一生的世界表达自己，引来无数个性化解读。

　　历史热不能只看热闹要做个性化的探索和表述

　　山西晚报：中国古代史官专门负责记录编撰历史，秉持铁笔直书，而君主不能看史官记录也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既是对史官的保护，也蕴含着舆论监督的内涵。您怎样看待史官这个职业？

　　丁自生：史官是古代政治家行为的一面镜子，镜子的形象有的模糊，有的清晰，有的变形，有的美化，重要的是，镜子一直在那儿。玄宗时期的张说卸任宰相后，晚年主要工作是主持修史，读到自己参与其中的故事，难免五味杂陈。他知道是吴兢记录整理的，却假装说：“刘五殊不相借。”意思是刘知几把我写成这样，真不给面子。吴兢起身反驳：“此乃兢所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张说脾气极大，说一不二，被一个著作郎当场怼回，同僚皆大惊失色。好在他还是没想要打碎“镜子”。这还不是面对记录的主角，说明史官其实是个风险挺大的职业。

　　山西晚报：您觉得史官和新闻工作者能放在一起说吗？

　　丁自生：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当时的史官，今天的新闻工作者，都是时代和人生的叙述者。不虚美不隐恶，客观报道，谈何容易。我们看看客观报道都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报道的宗旨，报道者的专业能力，对报道者的权力干扰、利益干扰，事实的误导，媒介的表现力等等。如果参考麦克卢汉的理论，时钟不过是时间散发的气味，那一个个的公众人物形象，不过是人体通过媒介的延伸，是一次新的建构，是历史背后的历史。

　　山西晚报：您怎样看待自己的这部作品？

　　丁自生：梁衡老师曾经形容自己的作品是一片“混交林”，我理解实际上就是如果要想作品中长出乔木、大树，得有一个生态系统支撑。回过头看梁衡老师的经典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虽然《盛唐密码》是我对历史的读书思考，但很多思路也是在工作中有感而发的火花，也是长期的采访经历和宏观决策部门的工作经历，为阅读理解一个历史阶段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些年，历史读物比较热，但常常停留在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我感觉历史热不能只看热闹，所以一开始就想从自己所学专业的角度，做些个性化的探索和表述。重大历史事件就是当时的重大新闻，唐朝发展关键阶段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思想认识、传奇事迹和斗争故事，给我的感受很深，如果能够娓娓道来，既有趣味性，更具启迪性，自然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

　　山西晚报：这样过瘾的事还会继续做吗？

　　丁自生：能力所限，很多起初的期许在《盛唐密码》里没有做到。好在阅读《资治通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目前手头关于三国时期的写作又积累了二十几万字，希望能在下一本书中不断地弥补缺憾，超越自我。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