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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之最后一人，中国近代之第一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国藩为何被那么多人所推崇？因为他用实践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如果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也可以成为超凡脱俗的圣贤豪雄。 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13岁时的某晚，曾国藩迈进书房。 点燃油灯，背起一篇三百字小文。 在他进入书房前，家里来了一贼， 听见有人进来，便躲在了房梁之上， 想等曾国藩入睡之后再偷点东西走。 哪知曾国藩背到三更还背不下来。 那贼终于受不了了，飞身下梁， 将此文一字不落地背了一遍， 然后冲曾国藩大叫：“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 曾国藩的资质就是这么平庸， 以至于从小就被人讥笑为“愚蠢之辈”。 左宗棠评价曾国藩说:“才具稍欠开展。” 说白了，就是觉得曾国藩脑子不灵光。 梁启超说得更直接：“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连曾国藩自己都承认：“余性鲁钝。” 总之，他平庸得实在可以，没一点天才范儿。 可鲁钝的曾国藩就靠三个词翻了身。 第一个词是——“早起”。 “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他自制了一个闹铃：在床边放个铜盆，盆上用绳拴个秤砣，再把香系绳上。香尽绳断，秤砣砸盆就会发出声响。 曾国藩就翻身起床，开始点灯读书了。 第二个词是——“耐烦”。 “一句不通，不看下句； 今日不通，明日再读； 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他读书就像愚公，强调一个“耐”字， 不求快不贪多，不弄明白绝不罢休。 第三个词是——“有恒”。 “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 他每日早起读书，从不间断。 就连行军打仗时也毫不例外， “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 他说：“不日进，就日退。” 李鸿章17岁考中秀才， 张之洞16岁考中秀才， 左宗棠14岁考中秀才， 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11岁即中秀才。 曾国藩从16岁开始参加科考，考了七次才中秀才，还是倒数第二名。 比较同时代名人，其愚笨一目了然。 但曾国藩一旦开窍，立马一鸣惊人。 中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 中了举人又四年，他就高中进士。 而他那些早早考中秀才的同学， 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 曾国藩打通科举路，靠的全是笨劲。 因为笨拙，所以不懂取巧， 遇到问题只知硬钻，因此不留死角。 而那些聪明的人不愿下“困勉之功”， 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 所以曾国藩说：“拙看似慢，实则最快。” 中了进士后，他便留京做了翰林。 在翰林院，他做事依然不走捷径， 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完成。 进翰林院的人都是大才子，看不起俗务。 所以办事通常都是做样子、玩花活。 唯有曾国藩，做什么事都全力以赴， 认认真真，不玩心眼，一丝不苟。 而正是因为做事踏踏实实、扎扎实实， 十年之中，他竟然获得了七次升迁。 从一个小翰林做到礼部侍郎，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说：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一股笨劲。 他从不求奇谋，只喜欢“结硬寨，打呆仗”。 所谓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湘军每攻打一个城市， 并不急着跟太平军开战，而是修墙挖壕。 墙要修一尺厚八尺高，用来防止火炮攻击。 壕要挖一尺深，再在壕沟外埋种花篱， 花篱要五尺，埋入土中两尺。 并要设置两三层，用来防止马队攻击。 第二日，往前推进一段路程后，又修墙挖壕。 如同巨蟒缠人，用一道一道壕沟把城市困死。 曾国藩攻城，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 等战争结束，城外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 太平军最擅长野战，大规模高速度调兵， 而且善用奇谋，经常搞围魏救赵之术。 但一遇到曾国藩，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曾国藩打武昌、打九江、打安庆、打南京， 采用的全是“结硬寨，打呆仗”之法， 他用这个最笨的方法，打败了最聪明的太平军。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就是“尚拙”。 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他非同一般的高明。 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 真正的聪明人，都是知道下笨功夫的人。 自古成名者，多始于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我们成不了曾国藩，不是因为笨，而是下不了他那样的笨功夫。 身为二品大员，曾国藩却过得一点不开心。 朝廷上下浑浑噩噩，混天度日，贪腐成风。 不愿随俗的曾国藩，觉得活得憋屈。 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登基。 咸丰下诏“求言”，曾国藩精神大悦。 上了一道《应诏陈言书》，痛斥官场丑态。 这道奏折，得到咸丰的“通报表扬”。 尝到甜头，曾国藩又上了多道折子。 深入剖析官僚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 曾国藩以为咸丰会全面采纳他的意见， 哪知咸丰只是上台后“做做秀”而已， 所以奏折一去便石沉大海，没了下文。 曾国藩生气了，上了一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毫不隐讳地痛诉咸丰三大缺点： 一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就是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 三是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咸丰一看奏折，气得差点喷血，史载“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 幸有多位大学士劝谏，曾国藩才免于获罪。 一心想革除官场流弊的曾国藩， 不但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了整个京城官场。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招来唾骂和白眼。 他整天郁郁寡欢，只盼外派或辞官还乡。 咸丰二年腊月，他终于梦想成真。 太平天国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陷落， 皇帝让曾国藩帮助湖南兴办团练，保卫家乡。 曾国藩一到长沙，立马成立审案局：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移送审案局。 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 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绰号。 湖南治安好了，他却把湖南官员全得罪了。 因为他打破了两个官场潜规则。 第一，他动了别人的奶酪。 “有案即是钱来”是当时的潜规则， 官员都希望通过审理案件收受贿赂， 但这条路被曾国藩给生生“封死了”。 第二，他伤了文官们的面子。 “你半年办的事，超过我们几十年，让我们面子往哪里搁？” 长沙城中“文法吏”，都视他为仇敌。 凡曾国藩所办事务，皆拒不支持。 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糜烂无力。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 “赤地立新”，自己动手训练一支队伍。 于是，曾国藩就创建了湘军。 刻苦操练、军纪肃然的湘军， 让绿营军一比，立马相形见绌。 绿营军心里不爽，开始寻衅滋事。 有一次，湘军与绿营军发生纠葛， 几个绿营兵竟持刀猛闯曾公馆， 曾国藩夺门而逃，才幸免于伤。 经历此事，曾国藩断然决定：好人不与恶狗斗。 他带着湘军离开长沙，前往偏僻的衡阳。 来到衡阳，没有住所，没有军费， 他四处求斋化缘，吃尽千辛万苦， 终于练出了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 咸丰四年，湘潭之战一触即发，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三万太平军作战， 竟然十战十捷，歼敌万余人， 取得太平军兴起以来的最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高兴得不得了， 立马嘉奖湘军，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 湖南文武百官，皆听曾国藩调遣。 湖南不好打，太平军便转攻江西。 咸丰立命曾国藩率军支援江西。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 也就是说，江西省负有供饷之责。 但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个势利之徒， “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 迫不得已，曾国藩只好自己在江西筹饷。 陈启迈觉得曾国藩“侵犯我的财政权”， 于是扬言：谁敢给曾捐银，就给谁好看。 弄得曾国藩四处奔走却处处碰面。 曾国藩忍无可忍，便上奏参劾陈启迈。 咸丰阅之大怒，立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继任巡抚的是文俊，可他行事一如陈氏， 率领江西官员处处刁难曾国藩。 曾国藩给朋友写信诉说当时境况是“积泪涨江”， 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 可见他当时惨成了什么样子。 正在此时，曾国藩的父亲病逝。 接到噩耗，他立即上疏回家守孝。 不等皇帝回复，他就直奔湖南老家。 咸丰火了：“为了国家安危，你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 曾国藩立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将心中之愁苦愤懑一股脑倾诉出来： “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 最后，他向咸丰皇帝摊牌： “要我回到战斗岗位，也不是不可以，但得授予我督抚之权，不给，我就不出山了。” 此时，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 韦昌辉等人被杀，石达开领兵出走， 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蹦跶不了几天了。 于是，咸丰对曾国藩说：“那你就在家好好守孝吧！” 收到皇帝回信，曾国藩就得了“怔悸之病”。 所谓“怔悸之病”，就是失眠。 这病，明显就是气出来的。 极度郁闷中，他读起了老庄。 两年之中，心性大变。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官场上处处碰壁， 是因为自以为居心正大、光明磊落， 而觉得别人都是浑浑噩噩、混天度日。 于是说话很冲很直，如锥如芒，直插人痛处。 做事更是刚愎自用，对他人意见不屑一顾。 读了两年老庄，他终于看清自身致命弱点： “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过于方刚。” 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是强者，实际却是弱者。 懂得柔弱退让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唯天下之至柔，能胜天下之至坚。 终于，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 1858年，太平天国死灰复燃。 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 咸丰慌了，急命曾国藩立马出山。 这次复出，曾国藩行事风格大变。 首先，他对各地官员不再疾言厉色。 出山之前，他给要打交道的官员都写了一封信， 从督抚大员到一般武将无一遗漏。 抵达长沙后，又拜会了所有官员， 连小小的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 也不再摆出“唯我独忠”的姿态， 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 从此，曾国藩在湖南江西筹集饷银时， 就几乎没人阻拦而“大为顺利”了。 其次，他不再慎于保举，“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 每有小胜，领兵大员便拼命保举属下。 胡林翼攻占武昌时，一次保举了三千多人， 受奖人数达到军队的百分之三十。 而曾国藩最恨“滥举”，每打胜仗， 保举受奖人数不过军队的百分之三。 以至于很多兵将不愿投靠曾国藩之湘军。 这次复出打仗，曾国藩也学会了“滥举”， “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于是，天下将士纷纷投奔曾国藩。 再次，他跟皇帝及“中央部委”打交道变得圆滑了。 比如，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 曾国藩要报销3000万两银子的军费。 按照潜规则，应该给户部40万两回扣。 回扣太多了，曾国藩就请户部官员吃饭， 几顿饭下来，回扣缩减至8万两。 但就在这时候，事情出了一个岔子。 灭了太平天国后，咸丰高兴坏了， 下令说：“所有报销备案就可，户部就不要审核了。” 这对户部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意味着很多很多回扣就此打了水漂。 但曾国藩却说：“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 他从自己小金库拿了8万两，送给户部书办。 你看，曾国藩为人处世变得多“懂事”了。 你可能觉得曾国藩堕落了，其实并没。 由于清朝官员工资低，从雍正时期起， 皇帝便特批给督抚们一笔“养廉银”。 总督们每年养廉银收入超过一万五千两。 但对于督抚来说，养廉银其实是一个小数目， 他们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 学者张宏杰研究发现：督抚级官员每年灰色收入平均是18万两。 曾国藩当了12年总督，照此计算，已是大清顶级富人了。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查遍大清档案， 也找不到曾国藩有什么大宗灰色收入。 曾家不但不富，还活得非常清苦。 曾夫人欧阳，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 立马就来投奔他，希望过点好日子。 哪知赶来一看，却发现总督衙门破烂不堪， 这么一大家子人，只请了两个佣人。 于是，曾夫人就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立马就把丫鬟送人了。 曾国藩要求曾家女人每天都要劳动。 并为她们专门制定了工作日程表：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9点到13点，纺花或绩麻。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 17点到19点，做男女鞋或缝衣。” 曾国藩更是活得简直就像穷人。 赵烈文叙述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的场景， “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老外戈登描述他与曾国藩会面的情景， “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油渍斑斑。” 名震天下的总督却活得如此清苦， 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个了。 就算拒绝灰色收入，每年养廉银也有一万八千两啊。 活得如此清苦，银子都去哪里了？ 因为上下需要打点，他就动了养廉银。 曾国藩离任两江总督，就任直隶总督之际， 他查了一下小金库，剩下一万两白银。 他嘱咐儿子说：“想办法捐掉，但不要署名。” 曾国藩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 他是实打实的清官，找不到把一分公款装入腰包的记录，但为何不愿大家知道他是清官呢？ 因为他懂得——水至清则无鱼。 “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弥，盖难为情。” 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排斥。 海瑞就是一个例证，虽然清澈如水， 但大家都排挤他，以至于什么事都干不了。 所以，曾国藩只取清官之实，却力避清官之名。 第二次复出后，他进入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所谓内圣，就是“按本色做人”。 持己以正，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 不被外在的诱惑所改变， 持守自己的良知和信念， 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 所谓外王，就是“按角色办事”。 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扮演着不同角色， 所以不能有太多棱角，要懂得妥协退让， 这样才能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 来帮助你这个角色成就一番事业。 所以他行事坚持八字：外圆内方，外浊内清。 所谓外圆内方，就是一方面坚守良知，一方面又和光同尘，必要时可向不合理的现状妥协。 所谓外浊内清，就是一方面坚守清廉，一方面又包容潜规则，必要时愿意“同流合污”。 他所求的不是虚名，而是要做大事。 坚守内圣外王之道，他终成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1853年，曾国藩书生治军，创建了湘军。 他自己都没想到，湘军竟能屡建奇功， 最终将烧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 曾国藩是如何打造与管理湘军的？ 他统领30万湘军，只靠4句话。 第一句：轻财足以聚人。 曾国藩有句名言：“利可共而不可独。” 1861年，湘军名将鲍超打了胜仗后， 借给曾国藩贺寿之机，送来十六大包“战利品”。 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说：“你打开，我都看一看。” 细看一遍后，他取出一顶绣花小帽：“我喜欢这个帽子，其他的，你都带回去。” 鲍超素来刚毅勇猛，此时眼圈却红了。 曾国藩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 这是一个肥差，按惯例，容闳必会送礼。 但此时，曾国藩已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所以，他特意写信给儿子说：“容闳送的东西，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就收下，要是超过，就退掉。” 收下小礼，那是不拂人面子。 拒绝大礼，既是坚守原则，又是仗义轻财。 曾国藩说得好：“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他轻财，所以留住了人才。 第二句：律己足以服人。 曾国藩有句名言：“律己无声，不怒而威。” 为了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 曾国藩发誓要成为圣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如何践行呢，他想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每天坚持做“日课”。 就是每天写日记，反思一天的行为得失。 有一次，朋友陈源衮家添了小妾。 曾国藩听闻此人貌美如花， 便内心蠢动，遂上陈家一睹真容。 他调侃朋友艳福不浅，并要求见一下美妾。 朋友一脸不愿，但还是把小妾喊了出来。 曾国藩见后，大赞其美，说了些挑逗的话。 当晚，他在日记里反省：“注视数次，大无礼”，“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一个是：邀请“师友夹持”。 就是邀请许多师友来“夹持”自己成长。 曾国藩将日记送给师友们阅读评点， 请求大家指点自己言行的不当之处。 比如现存曾国藩日记上还有倭仁的批语： “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 曾国藩看到批复后，感叹“安得此药石之言”。 因为自律，曾国藩在人品人格上几无瑕疵。 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他极其自律，万事以身作则，所以足以服人。 曾国藩有句名言：“善莫大于恕。” 左宗棠曾是曾国藩幕僚，曾国藩对他极为器重， 在他推荐下，左宗棠得以步步高升。 左宗棠身陷樊案时，曾国藩对其更有救命之恩。 但后来左宗棠当了总督，翅膀硬了， 因为素好争功，便对曾国藩眼红不满。 不仅“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曾文正”， 就是接待友人，也是“乃甫入座，即骂文正”。 但曾国藩从来没在任何场合说过左宗棠坏话。 同治五年，左宗棠受命镇压西捻军。 这次出征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筹饷。 西北乃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 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 他最担心两江总督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 “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 在其他地区纷纷拖欠饷银之时， 唯有曾国藩所辖两江地区军饷源源不断送来，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曾国藩还把最能打仗的部下刘松山送给左宗棠。 后来，刘松山在镇压捻军中屡建奇功。 自大的左宗棠，最终被曾之度量所折服，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送来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在挽联后面，左宗棠署的是“晚生”二字。 而生前，他从来没对曾国藩自称过晚生。 曾国藩之度量，就是这般让人叹服。 正是凭借这份度量，他网罗了无数大才。 曾国藩之部下，26人成为督抚、尚书，52人成为三品以上大员，成为知府、知州、县令者，更是数不胜数。 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宽则得众”。 曾国藩有句名言：“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湘军在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之前， 打下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是安庆。 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军攻下安庆之后， 曾国藩给朝廷上书按功请赏的折子里， 居然把头一份指挥之功让给了胡林翼， 然后又把作战之功让给了绿营将领多隆阿。 曾国荃心里很不爽：“为什么啊？” 曾国藩说：“让功于人、让名于人，才能率人。” 三年后，曾国荃一举拿下南京城， 曾国藩又把头功让给了湖广总督官文。 多大的功劳啊，曾国藩说让就让了。 李鸿章由此佩服不已：“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 一个做上司的，有了好处总是让给下属，有了责任总是自己担起来。 这样的领导，做下属的怎会不感动呢？ 曾国藩对弟弟说：“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 对于领导者来说，成就下属，就是成就组织；成就下属事业，就是成就自己事业。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曾国藩之所以能打造出强悍的湘军，就在于轻财、律己、量宽、让功之诚。 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 中国对最为成功者有一个评判体系， 就是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在立德上，曾国藩修身律己，几无瑕疵。 梁启超说：“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在立功上，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 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在立言上，曾国藩留下千万字《曾国藩全集》。 蒋介石说：“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 所以他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学者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中说：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 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 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 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 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 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